是的，我不想寫書。
有很多理由讓我不想寫書：
第一，去寫書是很荒謬的而且沒有用，沒有用是因為我要為誰來寫呢？
對我而言，寫書就像在寫一封不知道地址的信。
當我不知道地址，我要如何將信裝到信封裡，然後將它寄出去呢？
一個陳述總是用演說的方式來表達，
那些想要對群眾演說的人會寫書，這是他們對不知名的群眾演說的方式。
但是越多不知名的群眾，能夠說的東西就越少。
而對越接近、越了解的個人來演說，對話就會越深入。
比較深的真理只能告知一個特定的人。
對於群眾，只能告知暫時的，簡單的東西。
群眾越大，能了解的就越少，
而越多不知名的群眾，一個人就越需要去假定群眾不了解。
因此，越是為群眾所說的語言，就越是簡單而接近塵世。
用這種語言想要在天上飛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發現在葛立達斯(Kalidas)的詩中有著細緻微妙的詩意，
而在現代詩人的詩中卻找不到這些，
這不是因為葛立達斯和現代詩人有什麼不同，
而是因為葛立達斯的詩是在皇帝或少數被選出的人面前來演說或朗誦的，
但是現代詩是印在報紙上的。
報紙可能是在茶室中喝茶，或是吃花生，或是抽煙的時候看到的、
這些詩可能只被稍微看幾眼而巳。
那麼它是為誰而存在的呢？
現代詩人不在乎這點。
他必須為一般人來寫，為最低，最普通的人來寫。
在他寫的時候必須要讓詩保持在一般人能看的水準。
我的困難是，即使是我們之中最優秀的人，我也很難對他們訴說真理。
對那些比最優秀的人還要差點的人以及一般人來說，訴說真理的問題是不會升起的，
但即使在這極少數的菁英當中，一百個人有九十九個會錯過我所說的。
因此告訴群眾這些東西是沒有意義的，而寫作都是為了群眾才做的。
不寫作還有其他的原因，我認為一個人使用的媒介改變，內容也會改變。
隨著媒介的改變，主題不會保持相同。
媒介會對所說的東西設下自己的各種限制和變化。
這是不大容易了解的。
當我說話的時候，這是媒介的一種類型。
整個溝通的線路是活生生的──聽者是活的，我也是活的。
當我說話的時候，聽者不只是在聽，他也看得到我臉上表情的變化，
我眼中反映的細微差異，我手指的舉起和放下，他全都看得到，
他不只是聽我說話，他也看到我嘴唇的栘動。
不只是我的語言在說話，我的嘴唇也在說話，我的眼睛也說了一些東西──
所有這些都被聽者帶走，
我所說的內容在聽者的心中比在讀者的心中有更多的不同，
因為所有這些都會變成內容的一部分。
當某人在讀一本書時，那麼在我的位置上就只有黑色的字和墨水，沒有其他東西，
我和黑墨水是不能畫上等號的，沒有給予和接受。
在這種形式中，沒有姿勢和表情的變化被顯現出來，沒有場景和圖象被創造出來。
沒有生命，它是死的訊息。
如果一個人讀我的書，那麼在傳達的訊息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會流失，
而那個部份在我說話的時候卻是活生生的，在讀者手中只有死的陳述。
有趣的是讀者不會像聽眾一樣，聽眾必須要來得更專注。
當一個人在聽的時候，他專注的程度遠遠超過當他在讀的時候。
當一個人在聽的時後，他必須全神貫注，因為已經說過的東西不會再說一次了。
你無法再聽一次不了解的部分，或部分了解的地方，它們流失了。
在我說話的每個片刻，一切說出來的都流失到一個無底的深淵中。
如果你抓到它，你就是抓到了──否則它就會流過去，就一去不返了。
而讀一本書就沒有這種恐懼，因為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讀同一頁。
所以在讀一本書的時候，沒有必要非常地注意，
那就是為什麼語言開始被寫下來的那一天，就是注意力減低的那一天，
一定會這樣。
當你讀一本書時，如果有些東西不了解，你可以翻回耶一頁再重讀一次。
但是當你聽我的演說時，我不可能回頭重說，錯過的東西就流失了。
所有的洞見如果錯過，就永遠失去了，而且不會再重說了。
這會讓你的注意力保持在最高峰的狀態，它幫助你，讓你的意識保持最高的警覺。
當你很閒散地閱讀時，如果有一些東西錯失了，也不打緊，你可以再讀一次，
讀一本書時，了解減少，重讀的需要就增加。
因為當注意力減低，了解就會隨之減少。
所以佛陀，馬哈維拉和耶穌都選擇演說作為他們傳達訊息的媒介，
他們這樣做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因為口語是一種更具有涵蓋性的媒介，它可以說出更多。
有許多附在口語上的東西會在寫下來的時候流失掉。
那就是為什麼，如果你仔細思考，你會注意到自從有了電影，小說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這是因為電影使事物又活了過來。誰要去讀小說呢？那是死的東西。
小說無法存活太久，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可能會消失，
因為我們現在有更活潑生動的媒介，就是麥克魯恩〈McLuhan〉所說的「熱媒介」，
電視和電影是活的媒介，熱的媒介。
在它們的血液當中有熱度。
但是寫下來的文字是冷的煤介，像死一般的冰冷，沒有生命在裏面，沒有血液在裏面流動。
一旦影像電話出現，甚至連你的電話都會落伍，這就好比隨著電視的出現，收音機就變得過時了。
相對地，收音機變成比較冷的媒介，而電視則是熱的媒介，
對我而言，說話是一個熱的媒介，因為有血液和熱度在裏面。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無法找到足夠的方法去強調寫下來的文字。
如果我要強調我正在說的一些東西，我可以說大聲一點。
我可以調整我聲音的仰揚頓挫，以及它的節奏，那麼強調就被傳達了，
但是在一本書的文字裏面沒有這樣的方法，文字是死的。
在一本書裏面，愛這個字就是愛，不論這個字是作愛的人寫的，還是不作愛的人寫的；
也不論是生活在愛中的人寫的，還是不知道愛是什麼的人寫的，都一樣是這個字。
沒有任何細微的差異，沒有韻律，沒有波浪，沒有振動。
它完全是死的。
當耶穌說祈禱〈Prayer〉這個字時，它所蘊含的意義和隨便某人寫下的同一個字有非常大的差異，
耶穌的整個生命自始至終就是一個祈禱。
他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是祈禱，他身上的每一吋都充滿了祈禱。
因此，當耶穌說祈禱這個字的時候，他所傳達的意義和字典上所傳達的有著非常大的下同。
每當一個人開始說話，立刻就會產生一種和諧，就會與聽眾產生連繫。
門打開了，聽眾的防衛開始放下來了。
當你在聽的時候，如果你是全神貫注的話，你的思考就必須停止。
你聽的時候越是專注，你就越少去思考，你的門打開了，你對別人變得更具有接受性。
現在一些東西可以沒有阻礙地直接進入，你和說話者變得知道彼此，
在某種深層的意義上，一個和諧的關係已經建立起來了。
話語來自外在，但是它會在聽眾的內在深深地共鳴著。
這樣的關係無法在一個人閱讀的時候建立起來，因為作者並不在場。
當你在讀的時候，如果你不是自動地了解一些東西，你就必須嘗試去了解它。
但是在聽的時候，你不用努力就會了解，
如果你在讀一本逐字記錄我演講的書，那麼你會忘記你在讀，因為你認識我。
一段時間之後，你會感覺你不是在讀－－你是在聽，
但是如果在記錄中文字有了改變，或風格有些微改變，那麼韻律及和諧就被破壞掉了。
當那些聽過我演說的人來讀我的口語時，會發現讀起來就像在聽一樣。
但還是有些不同，因為媒介的改變會改變所說內容的意向。
困難在於我試著要說的東西會隨著表達的形式不同而改變──
如果我使用詩，它就會設下它自己的限制：
像文字的特定排列，特定主題的拒絕或選取，或是某些特定東西的切除等等，
如果必須用散文來表達這些相同的東西，那麼內容將會完全不同。
那就是為什麼大致說來，世界上所有偉大的書都是用詩的形式來寫的，
因為要說的東西是如此地超越邏輯，用散文的形式來表達將會很困難，
散文是非常合邏輯的，而詩是非常不合乎邏輯的。
在詩中缺乏邏輯是被允許的，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在散文中就不行，
在詩中，你可以在一些地方梢微超出邏輯的理解，你有權這麼做，但在散文中就不能如此。
因為深度的詩不合邏輯，所以深度的散文必須台乎邏輯。
如果你試著用散文寫優婆尼沙經或吉踏經，你會發現那些讓它們保持活生生的東西喪失了。
媒介一改變，像詩一樣美麗的東西會就變得像散文一樣地笨拙討厭，
它們是不會邏輯的，但散文試著讓他們如此，因為散文是一種邏輯的安排。
優婆尼沙經是以詩的形式朗誦出來的，吉踏經也是一樣。
但是佛陀和馬哈維拉不是以詩的形式來說話。
這個改變有一個原因。
自從優婆尼沙經和吉踏經被寫下以來，世界已經改變了，
那個時期他們所寫的東西，就某方面而言，是詩意的。
人們是淳樸而正直的，沒有邏輯的需要。
如果他們被告知：「神存在。」，他們只會簡單地回答：「是的。」
他們不會轉頭問說：「何謂神？祂看起來如何？」
如果你觀察孩子生活的方式，你就會知道在那個時期的人們必定是怎樣的一種類型。
一個小孩可能會問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不過他對一個簡單的回答會感到很高興。
孩子可能會問說他的小妹妹或小弟弟是從哪真來的？
你回答說她或他是鸛鳥帶來的，這樣他就滿意了，然後他就跑出去玩了。
他問了一個最基本、最主要的問題：「小孩是從哪裏來的？」
你回答說是鸛鳥帶來的，而在你說完之前，孩子已經走了。
他對於簡單的答案會感到高興。
而越有詩意的回答，他就會覺得越高興。
那就是為什麼給小孩看的書，我們一定用詩。
詩可以很快到達小孩的心中。
詩裏面有一種節奏和旋律，可以很快地到達小孩的心中。
小孩是活在節奏和旋律的世界裡。
佛陀和馬哈維拉使用散文，因為在他們生活的那個時期，人們習慣作很多邏輯的思考：
微細的問題也會被問到，但是即使用很長而且複雜的陳述來回答，人們還是不滿意，
之後他們會再問二十五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佛陀和馬哈維拉必須用散文來說。
現在已經下可能用詩來說話了，現在詩是寫下來供娛樂用的。
從前所有基本的、重大的事都只用詩的形容來告知。
但是現在重大的事情不能以詩的形式來談。
極少數有閒情和欲望想要娛樂你的人還在寫詩，但是所有價值的事都只用散文來告知，
人類已經不再像小孩了，他已經變成大人了。
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用邏輯來思考，只有散文能夠邏輯化地使用。
每一種媒介都會改變內容。
我認為當溝通的方法發展起來之後，經由口語傳達思想的方式會再回來。
有一段時間印刷的文字是最重要的，但是現在科技的進展把我們帶回直接溝通的方式，
我們可以透過活的媒介，透過電視來溝通。
再過一段時間，就沒有人會願意去讀一本書，
我可以在衛星電視上向全世界說話，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聽得到。
因此，書本的未來不太被看好，現在就某方面而言，書將是不用讀的，它將是用看的。
這將會發展得很普遍，書本必須被轉變，
現在縮影膠片已經發展起來了，所以有可能在銀幕上看到書了。
文字很快地就會被變成圖書。
就我的看法，寫作很無助地在發展，已經走投無路了，
即使現在，那些要傳達一些很重要的訊息的人也都使用演說這種媒介，
我不知道我要為誰寫作，只要沒有人在我面前，在我裏面就沒有說話的欲望升起。
在我裡面沒有因為說話快樂而去說話的欲望。
這是一個作家和一個開悟者不同的地方。
文學家有一種只是表達一些東西的興趣，如果他能這麼做的話，他會很高興，
當他這麼做的時候，似乎會有一個重擔從他的肩上卸下來。
在我裏面沒有這樣的負擔。
當我對你說話的時候，我不會只是因為對你說了什麼而得到快樂。
談論的時候不會感覺到卸下了重擔。
就某方面而言，我的談話是表達比較少，而回應比較多的。
在我裏面沒有非得告訴你什麼東西下可的感覺，
如果你想知道一些東西，只有這時我才會想到要去說一些東西。
我頭腦的情況就像：
如果你丟了一個水捅到我的井裏來，那麼就會有些東西從裏面出現。
對我而言，除非有人問問題，否則說話會逐漸變得困難起來。
在未來，光是說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因此，我必須找藉口。
如果我要談論吉踏經，我需要一個藉口，
如果你創造這樣的一個藉口，那麼我就會說，
但是如果你不提供藉口，對我而言，說話會變得很困難。
如果沒有用來掛東西的鐵釘或木釘，那麼東西要掛在哪裡？
而且我應該怎麼掛也是個問題。
我保持沈默－－空。
你走出這個房間，我就變成空。
如果有人有說話的欲望，說話的需要，那麼他會把自己準備好以便說話。
就算你們不在房間裏，就算沒有人在場，他的頭腦也會準備好要說的東西──
當他裏面累積了足夠的資抖，他就會被迫去說。
我的情況不是這樣。
我是全然地空。
如果你舉出一個問題，而且要我回答，只有這時我才會說話，
那就是為什麼寫作是困難的，寫作對那些塞滿東西的人來說比較容易。
--- Os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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